1912年腊月，北京的北长街萧瑟异常。白雪里，一辆老式马车蹒跚驶出肃亲王府，车内装的不是古玩，而是一摞摞护照申请表。爱新觉罗·善耆已在决定：家里所有孩子，一个不留，统统送走。宫门外的旗纛倒下不过几周，他却已认定云南炒股配资，这片土地再给不了他们前程。
消息传开，王府仆役们摇头——三十八个孩子，全打包出国，这在贵族圈子里闻所未闻。可善耆摆摆手：“天变了，让他们到外面另寻活路。”他没把话说透：活路是其一，远离新政权才是原意。
善耆的恐慌并非突然出现。更早的1890年代，他在奉天做禁卫军统领，亲眼瞧见日军间谍穿梭关东，清廷却束手无策。那时起，他对“借外力维满”生出执念。1911年冬，武昌枪声传来，他跑去日本大使馆试探，得到的回答暧昧而勾人：“阁下若愿合作，扶植满蒙自治，未尝不可。”这一句话成了他此后十年折腾的底气。
1913年春，川岛浪速再度来到王府，带着酒、茶和一份计划书：依托日本资本，在东北扶立新政权，善耆任名义元首。院子里枯枝摇晃，善耆咬牙回应：“倘若成事，子女都随你调度。”这等于将后代当筹码。川岛浪速眼睛一亮，知道自己押对了人。
随后的几年，善耆忙着筹款、囤枪、联络蒙古骑兵。北京城内对他的议论越来越多，“肃亲王疯了”“亡国之人又想造反”。然而时代列车已呼啸向前，他那套剧本屡屡搁浅——1916年袁世凯身死，日本外务省临时收紧口袋；1919年巴黎和会，国际舆论转向，善耆的百万银元贷款就此泡汤。
1921年秋，他大病不起。大夫断言，肺痨入骨，难过年关。善耆这才焦躁地清点孩子行程：十六人送蒙古，其余分批投日本、美国。临终那夜，他拽着大儿子宪立低声嘱咐：“不可做中华官吏，更不可替新政府拿一分薪。”屋外风声猎猎，烛火摇动，少年们屏息，谁也不敢作声。
孩子们的命运从此分岔。其中第十四女显玗最受关注。她六岁被抱到川岛浪速膝下，改姓名“川岛芳子”。浪速无子，对这小格格宠若明珠：马场练骑、射击、14岁剪平头穿军装。他时常拍拍她肩膀：“你天生是干大事的人。”一句话，埋下最危险的种子。
1927年，芳子以“金碧辉”身份回到北平，行李里除了男装，还有父亲遗留的关系网。对外她自称满蒙贵胄，对内暗通日军特务。有人提醒她慎行，她嗤笑：“老父没做成的，我替他收尾。”
1931年九一八爆发，当夜她赶到沈阳郊外与关东军联络，上车前丢下一句：“明早满城都是新旗！”之后“安国军”挂牌，旧旗人纷纷投靠，她骑白马穿街过巷，冷枪冷炮扫过民房。几位老旗人见状，悄声叹气：“小格格已走到头儿了。”
1937年战争全面升级，芳子在上海、南京、武汉之间奔波，替日方搜罗情报。她穿男装出入舞厅，递送暗号，甚至参加策划刺杀。一次和汪精卫见面，她笑言：“我不求官衔，只求舞台。”席间有人不耐：“你终究是中国人。”她不假思索：“不，我姓川岛。”
1945年8月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东京电报切断，她在天津租界失魂落魄。大街上，警察围堵，她挣扎数秒便被按倒。审讯时，法官问：“可知叛国罪？”芳子神情恍惚，翻来覆去一句：“复国未竟，实属遗憾。”
1948年3月，北京第一监狱。行刑队整队，寒风吹动枯梧桐。芳子站定，目视远处旧皇城角楼，没有哀求。枪声短促，她倒下，尘土飞扬。善耆那个“借外力复辟”的幻象至此粉碎。
有人好奇，其他三十七个孩子后来怎样？多数留在蒙古务农，少数在日本跑商，始终谨守父训，淡出中国政治。战争终了，他们与故土再无瓜葛。时人感慨：“一代亲王，把家族推向海外，图的是王朝残梦，结果却造出一个最臭名昭著的女汉奸。”这评语或许刻薄，却无可辩驳。
善耆生前曾自信“血脉与权柄可以捆绑”。事实证明，时代洪流的一次转弯，足以让贵族血统贬值到尘埃。38个后代，只有一个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，却偏偏写成黑色篇章。不得不说，这既是个人选择，也是父辈阴影的必然回响。
风霜百年，旧王府早改作他用，墙基仍可见被凿掉的王爵铭牌。参观者步过青石，偶尔停下低语：“复辟梦碎，人心自弃。”言语轻，却足够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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